| 在《蚕业史论文选》的序文中张健同志记录了与周匡明老师的这样一段对话。
张：您1956年在法国《国际蚕丝》上发表了一篇《中国柞蚕》一文，后来美国《生物学》杂志、日本《蚕丝学杂志》均摘刊作了介绍，也就因为这篇文章，听说在文革中差一点被扣上“反革命”帽子，这是怎么回良事?今天向您老提这个问题，也许会使您不愉快吧?
周：没有关系。这事有一个小故事。当年我们野蚕研究组有一位同事叫钱大元。他的妻子患上了子宫癌，花去了数百元的医药费，终日愁眉苦脸的思想负担很重。有一天我对他说，小钱你的困难大家都很同情，这样吧，你我合作把柞蚕资料整理一篇文章，历史部分我写，现实生产和技术要领你写，而后投寄到《生物学通报》，如果能发表所得稿费我分文不取，算是给你一点小小帮助。我对他说，我是《生物学通报》特约编辑，也许能优先。隔了几个月，文章果然刊登了。而后寄来了大约50元左右的稿费，在50年代，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我有言在先分文不取，于是钱大元同志领了稿费连同本月工资喜笑颜开回家去了。这小故事本来到此为止了，谁知不久，我接到了新华通讯社一封来信。大意是：他们在刊物上看到了“柞蚕”一文，柞蚕是我国特产，我社海外部拟推荐给资本主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，提示美国《生物学》杂志、法国《国际蚕丝》、日本《蚕丝学杂志》任选一，作者译文如有困难，本社可代译等，我和钱大元商量后决定请人自译寄去。于是我便找到在校时教我“土壤学”的蒋教授，蒋老师留美多年，接谈后满口答应，并说尽快把专有名词英译寄来。文章寄出后，大约直到1958年夏该文在法国《国际蚕丝》全文刊载了。1957年秋我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在本所试验场桑园监督劳动。有一天，有人通知我说寄来一包东西，到所人事科去领，我很纳闷，什么东西寄到了所人事科，要我去领?于是我战战兢兢的去了。当时某同志拿出一包拆开的东西，对我说：“新华社转来你在法国发表文章的抽印本，你领去吧。”我接过包裹，他们再也没有说什么，那时方知文章刊登了。我拿回工棚里眇了一眼数一下，只有 45份(按国际惯例应该抽印50份)，我想新华社海外部要留一、二份，所里既拆开也许也留了几份，我不敢去问，也不愿去再多想，过了不久日本《蚕丝学杂志》也寄来了抽印本，我像做“贼”似的，偷偷的把文章抽印本塞在床下的一个木箱里再也没有吭声，与此同时我信守诺言，由钱大元同志暗暗领回了新华社发来的70元第二笔稿费，老钱是喜出望外了。可又谁知此事种下了祸根。事隔近十年，我被靠边审查期间．有一天一位同志好心地在食堂洗池洗碗时，凑到耳边紧张地对我说：“你在法国发表的文章成问题了，明天要批斗你了，情况看来有点严重，你要作好思想准备。”说罢匆忙涮了一下碗走开了。果然第二天上午吴玉澄来了，我详细的向他诉说了前后经过，并出示了新华通讯社来信(此信我至今仍保留)，吴接着问道：“听说你拿了二千多美元的稿费?”我对他说：“事情倒是有，是一千多元，可是这笔稿费由新华社收下上交了国库，只是按国内稿费标准发了70元左右稿费和60元左右译稿费。”吴：“有何证据?”于是我拿出了新华社的来信，信上写得一目了然，吴沉默一会儿对我说：“这二封信我拿去用一下，以后还你。”我有点着急地：“老吴，并不是我不相信你，这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，你们要看，要抄随时可来，信不能拿去。”僵持了一会，吴玉澄同志折中提出：“你把第二封稿费通知给我用一下行吗?”我想再不行恐怕过不了坎了，只好让他拿走。从那时起，我忧心忡忡等待暴风雨的来临。一天、二天、三天过去了，不见有动静，记得有一天还是那位好心人，在去食堂的路上，与我擦肩而过时说了句：“会不开了。”匆匆快步而去。
张：一场虚惊。
周：咳!要不是我长期翻检资料，养成不流失纸纸片片的习惯保留了这二封信，也许一顶泄漏国家经济机密，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帽子给戴上了，一场冤狱也将难免。今天回想起这事，我还得感激当年吴玉澄同志，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中他能有这样清醒的头脑，事先作个调查了解既避免了我遭批斗的折腾，也使那些想当然的人避免了一场面对的尴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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