［解说］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1984年，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，一支游行队伍打出的“小平您好”的横幅，让境外媒体惊呼：中国迎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。这群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当年中文系的学生孔庆东也在队伍当中。

    ［访谈］

    孔庆东：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那个时代，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比较狂。那时北大有八千学生，号称八千精英，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，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。因为狂所以要求高，经常闹事，几点熄灯要闹一闹，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。学生和学校之间老是提出各种要求。有的要求是合理的，有的今天看起来有幼稚的地方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这是一群来自全国的天之骄子，他们被外界称为思想活跃而有点自大。但就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，在丁石孙看来，并不是无理取闹，有的意见还有助于他了解校园中存在的问题。他在会见校报记者时说，民主办校需要你们的监督，错误的地方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。为了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，他还给时任教务长的王义遒支了个招。

    王义遒：他就非常重视学生的意见，他说你当教务长最好在学生里有点知心朋友。所以我就采取他的建议，就找了一些学生经常跟他们聊，他们也跟我反映学生里面现在想的什么，对学校教学有些什么想法、有些什么意见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而不久，学生的意见毫无保留地直接对着这位校长发表了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学生打个电话，把我骂一通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把您骂一通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说你这个食堂办的如此糟糕，说您应该亲自来看一看，来吃一顿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学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您办公室去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打到我家里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打到家里来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学校里都是公开的。

    孔庆东：跟食堂有关的抗议，校内的对话不止一次，在我进大学以前可能前辈同学已经进行过了，我们不过是继续进行而已。

   丁石孙：一个人要是一天去三次食堂，三次都很不愉快，我说这学生肯定要发火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一定要把火气发在某个地方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所以就不得安定，我认为食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那您准备怎么改革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我准备从体制上头改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位新任校长的改革是从学校食堂开始的。22年后，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这里令人惊叹的环境和管理。当然，同学们并不知道，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一位校长的能力和时代的完美配合，才使得他们生活中这一重要的场所有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。

    ［访谈］

    丁石孙：过了两年多，北京大学的食堂在全北京市都可以说得上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其实我对北大的食堂还是满意的。那时我经常会串着食堂吃，在这个食堂吃一个月，吃腻了换下一个食堂，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食堂还都是新鲜的味道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有点理解您刚才说的，您当北大校长给自己定的目标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慢工细活的过程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对，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对话，这是我工作方法之一。譬如说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找七八个学生，而且都是学生里的活跃分子到我办公室来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您指的活跃分子可能包括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想法比较多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正面帮助你工作的，也包括反对你的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反对我的，让他们发表各种意见，包括对学校的改革有很多想法，也有很多比较偏激，我就采取说服的方法。我就举例给他们看，用我亲身的体会，我就说以北大这么个局部，做一件事情都如此困难，我说你们可以想想，国家要推行点改革会有多大的困难。我说你们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我这都有效果的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其实您是希望让他们有一种宽容、理解、和谐相处的心态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不能偏激，而且要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有多大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和学生对话，这是丁石孙与学生之间心灵交流的一种方式，但是对于一位管理着上万名师生的校长来说，这种平民作风也给他带来另一种烦恼。

    ［访谈］

    丁石孙：我当了校长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校长办公室没有起校长办公室的功能，就是说校长办公室应该能够帮助校长处理很多小事情，所以我就把校长办公室做了调整，小秘书在前头，大秘书在当中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分了几道防线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所以我记得有一次，化学系的一个学生干部下午闯到我办公室来，一下就推门进来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您当时在办公室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在办公室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您怎么说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我说还有事吗，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，

    主持人：我想当时他的表情肯定会很失望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失望，他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这么说。结果他就走了，他回去给我写了封信，他说你架子太大了，他说明明你坐在这儿，你却不跟我谈话，你这样跟我们学生的距离拉远了，我记得在这封信当中他对我很有意见的。当天晚上我亲自回了他封信，我认为我必须亲自亲笔写，我就告诉他，一个人的工作方法一定要科学，我说如果不科学，别人随时都能把我事情打断了，我就没法工作。我说这是科学的工作态度，而不是对你个人的问题。结果从此以后他就变成跟我很好的朋友，他就接受了我这意见，我说你以后要找我，事先跟我约好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您当时的秘书一共有几道防线，记得吗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三道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三道防线，这种方式当时学生或者说学校的一些老师们，他们会不会有意见，其实丁校长很有架子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他们不觉得，因为我平常跟他们相处就发现我没有架子。包括校长办公室或者小秘书，有的时候有空我也经常跟他们聊聊天，我也跟他们说一些心里话，这样人家对我说话就比较随便。所以经常我做一个决定，我跟我的小秘书，他就敢于提出说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，我就改正了我的做法。所以一定要做到这样，所有人面前什么话都敢说。

	在北大校长办公室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丁石孙的民主作风附和北大的一贯气质。蔡元培校长在任时期，就倡导“兼容并包”和“学术自由”，这种民主自由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。

    在八十年代，北大学子们进行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讨论。但是如何既保持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，又引导他们不偏激过格，这对于数学家丁石孙来说无异于一道难解的方程式。

    1985年9月，刚开学不久学生们就给校长出了一道难题。

    ［访谈］

    孔庆东：80年代的时候由于中日关系的问题，9·18大家要游行，要表达民意、民族感情。当时还没有游行示威法，丁校长主张要通过外交途径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 9·18学生要上街，我劝他们，我就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，我比你们要清楚地多，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都受过害。我说但是外交问题不能凭感情用事。讲了两个钟头，我把我的意见都说了，我觉得采取这个方法比较好，还是要将心比心，跟大家谈心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学生们当时对您这种努力，这种工作方式他们态度是什么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当时把我大骂一顿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把您大骂了一顿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大骂，贴了许多大字报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贴大字报骂您？当时您看了以后心情怎么样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这倒没什么，我觉得这可以理解的，学生当时对我非常痛恨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可以理解归可以理解，但是您这样工作总得要追求这种工作的结果，当您看到您的劝说得到是学生这样的反应，您很失望吗？

    丁石孙：不，我觉得学生也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，你刚才说我就能够得到学生的拥护，那也是我等了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孔庆东：学生总是会有看问题偏激、不全面，但他不会急于为自己解释。我这样做是怎么怎么，我是为你们好啊，他不会这样解释。从这个不解释中能看出他有这个自信，我自信我做的是对的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那时外界对大学生，特别是北大学生开始议论纷纷，但丁石孙还是以这样的自信予以回应。赵春来，北大数学系教授，从五十年代就是丁石孙的学生。

    赵春来：学生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国家的命运，有些人把学生说成是追名逐利，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学生就是要国家富强起来，出发点是好的要爱护他们，如果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，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但是丁石孙明确反对学生们有过激的行动，他也向学生们强调，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安定团结。但是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就像不服管教的孩子，让他为难。1987年，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，学生和校方发生了冲突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，当天晚上，大概四五千学生包围了我的办公楼，那时候情绪很紧张。我就跟同学们说，你们等我一段时间。底下学生就不耐烦，就说不要听丁石孙的骗我们的话，他是缓兵之计。

    孔庆东：我们当时年轻气盛，校长的话听不进去。因为我们不懂得行政的程序，以为校长说一句什么话他就能办得到，其实他未必能办得到，下边还有很多职能部门。这是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的。所以现在想起来，当时可能提了许多让他为难的要求，但是他总是特别耐心地，但是他又不是随便地退让，不是你们孩子要什么给什么，他不是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我当时就很不客气，我说这话的站出来，我说谁说我是缓兵之计？我说你站出来说话。我说你们想一想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，我说我没有，这样学生情绪就稳下来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其实那个时候，您是在靠当北大校长好几年来积累的信誉在跟学生们说话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对。

    主持人：如果没有这样的信誉，学生实际上也是不会相信。

    丁石孙：不会相信。

    ［解说］

    1988年，丁石孙在北京大学获得极高的声望，他经常和教师座谈，向学生们报告改革的措施；允许大面积的学生转系转专业；他还帮助学生会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拔。学生们把这段时光形容为生龙活虎的金色年代。

附：编导手记

    做完丁石孙先生的这期节目，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这于我是极少见的。原因不是因为节目完成后再没太多的机会见这位老乡，不是因为仅有的三次见面中结下了很深的感情，也不是因为采访中他说的话多么感天动地。都不是。这种怅然的感觉是因为这种怅然也无法说出。

   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，他这位北大校长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。但无论听到多少学生的骂声、看到多少不理解的举动，他都用长者的慈爱与宽厚温暖着未名湖、感动着未名湖。他期望通过平等的交流消除矛盾、填补沟壑。他的民主作风感人至深。

    在采访中他的每一句话让人感觉都是发自内心。他的话里头有自己的话，也有官话，但他讲得都很实在，而且依情据理，让人感到他的真诚直如扑面而来的春风。在真诚中对话，对话是有问必答，不躲不避。虽然这种个性让他在“反右”及“文革”中吃了许多苦头，甚至左右了他一生的命运，但直到现在身居高官的他依然痴心不改。用他年轻时喜爱的佛学中的一句话概括就是：“山花落尽山常在，山水空流山自闲。”哪怕所有荣誉、地位都失去，哪怕经历再多的变化和干扰，山还是那样，还在那里。

    在我眼中，他的人生就像一杯茶，开始时闻着香，现在是饮着香。丁石孙说：我这一生是很平淡的，没有什么故事性。但这并不影响他深深地感动我们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转自中央民盟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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